11：战后非常时期求学杂忆

 战后非常时期求学杂忆

谢文天口述

舍弟谢文彩与培材分校叶桂玲老师在简陋木板课室前的珍贵留影。

（照片提供：谢文质）

 

    由于我的个子矮小，排在第二十八位，加上口吃，每天的报数

对我而言都是一件苦差事，总是“二………”了好久才把“十八”完整的

念出来。日子久了，同学们都取笑我为“二………十八”。

1945年8月15日，侵马日军投降，那一年，我正好九岁。

马来亚沦陷的三年八个月期间，为了躲避日本蝗军，我与父母家人避居于居銮丰盛港路四英里左侧的甘榜，现在的甘榜森布隆（Kampong Sembrong）。

就在那段日本投降、英军尚未回来接管的过渡时期，我和一群大约不超过35位华人孩子，读了大约一个月由抗日军临管会主办的“非常时期“学校，除了语文课之外，我们每天还得上军事体育课，至今记忆犹新。

这所显然是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操办的学校，只有一间课室，里面挤着满满的30几人，课室所在就是现在丰盛港路四英里谢福顺（马）有限公司左侧，一排六间店屋中一间空置的屋内，还有木桌木椅等简陋设备。

负责教课的一共有两人，一位是我的二哥谢文质，另一位是同宗兄长谢金练。他们两人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委任担任这所非常时期学校的老师不得而知，同学当中则有好几位都是我们同一甘榜内谢氏宗亲的孩子，还有几位来自附近柔佛木业和砖厂工人的孩子。这间木业和砖厂是居銮早期殷商柯鸿渐先生家族所拥有。

记起名字的同学就有谢尚林、谢金水、陈玉树、林道荣等几位。整个学习时段大约只维持一个月左右，英国人回来接管后，这所非常时期学校就被勒令结束。据悉，两位老师都是义务教学，分文不取。

记忆中，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大约有30余位，年龄从7、8岁开始至16、17岁都有。我们当中不少人都要在早上协助父母工作，因此学校是在下午才开始上课，大约到傍晚五时下课。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上课前的军事体育课，全体同学根据个子高矮排列，逐个报数，年长的同学还配备一管自制的模型木枪，进行步操练习。

由于我的个子矮小，排在第二十八位，加上口吃，每天的报数对我而言都是一件苦差事，总是“二………”了好久才把“十八”完整的念出来。日子久了，同学们都取笑我为“二………十八”。

那些手持自制木枪的同学，每天都在两位老师的号令下，上下左右的比划着，俨然一位正规的军人，煞是有趣。

在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一共读了十篇课文，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背诵前面两篇课文。第一课这样写着：

不识字，好像是瞎子。

走路要人牵。

青黄黑白有人骗。

 

第二篇课文的内容正好相反：

识字乐。

认得字，会看书，会看报。

信我能够写。

账我能够记。

这些课文都是用工整的笔迹手抄写好，再用滚筒油印机印出来，钉成一册免费发给我们。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油印手抄课本，应该是抗日军自己编写的扫盲读本吧！

那段日子，日军刚刚投降，就在我们上课地点对面的大路旁扎营集结，大约有整千名，他们是在那里等着被安排船运回国的。这些过去作威作福的日本蝗军，如今个个如斗败的公鸡没了神气，甚至面对断炊的威胁。经常有三三两两的日军拿着军用品和布料向居民换取食物充饥，最多的就是把他们穿用的犹如相扑选手三角裤的白色布料，向村民换取番薯、木薯等食物。

记得有一个晚上，一位穿着军官制服模样的日军头目来到我们家里，拿出他平日使用的日本军刀，要向我父亲换取食物，父亲没有答应，担心这件不祥之物会给家人带来厄运。那段日子，终于让我看到了这些曾经骄横跋扈蝗军的狼狈模样。历史是公平的，越洋几千海里侵占别人国土的侵略者，肯定是要受到天谴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忽然被通知，“学校”要停办了。

失学了好几个月，1946年的某个日子，我和一批原来的旧同学，又被安排“上学”了。这一回是属于受英殖民当局认可的“培德学校”。我的同学当中，还有一位叫做林道荣，他的父亲是前述砖窑厂的司炉手，和我甚是要好。

学校只有一位叫着符祥益的男老师。符老师是操着浓重海南口音的南来老师，他也在后来的居銮平民学校教书，是博爱学校前任退休校长符传昌的父亲。

这一次的校址，就在先前非常时期学校更左方一间被遗弃的面包店内，我们每天都在一个旧式的烘面包炉旁听课。课室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正上方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左右两边就是那句著名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一群30余位同学，每天都要站立高唱“三民主义、吾民所宗”的“国歌”。由于符老师浓重的海南口音，我们都为他取了一个外号，“米拉手发手”，意即“3－6－5－4－5”。

我在这所“培德学校”读了不足一年，据悉学校后来与丰盛港路五英里的“培才总校“合并了。

过后，我再度被父亲安排前往“培才分校”上课。这所分校是从丰盛港五英里的“培才总校”延伸而来，是一排三间式的简陋亚答木板建筑，左右两边各有一间课室，中间是办公室，属于比较正规的学校。校址位于现在的龙溪馆古庙地段。

学校有两位女老师，叶桂玲和颜淑芬，还有一位来短期代课的何萍权老师。一起就学的同学有朱德海三兄弟、彭玉亭、彭赞、丘金顺、丘添、丘招、黄金狮、谢金榜、金龙兄弟、谢秀英、我的弟弟谢文彩和堂侄谢章言等。

这所同样是二战光复后开办的非常时期学校，由先父谢德从和同宗长辈谢德珠等人领导筹建。后来知悉，我们的课本是由学校老师开出书目，先父则踩着一辆附有大铁架的自行车，来回八英里，去到依士迈街的东球书店买书，载回来分发给我们。东球书店位于当年依士迈街的协泰公司隔邻，由一位江姓的老板主持。

我在“培才分校”读了大约两年余，也即是到了四年级，就没有更高的班级可读了。于是我和老同学林道荣双双前往五英里处的“培才总校”继续学业。据长辈追述：这所“培才总校”是由甘榜佳雅的已故前辈黄丕屯于战后领导复办。黄丕屯曾任后来的马华居銮区会主席。今天回忆起来，这所“培才总校”也许就是佳雅新村成立后佳雅华小的前身了。

我的战后非常时期求学生涯就是这样到处颠簸辗转，直到1951年初，才和同宗又同龄的谢尚林一起越过长堤到了新加坡，在裕廊12英里的醒华学校就学，重读五年级直到小六毕业，再升上中正中学分校。

总结这一段战后非常时期的求学经过，可以用以下一个顺序简述：

抗日军非常时期学校－培德学校－培才分校－培才总校－新加坡醒华学校－中正中学分校初中部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有诗曰：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感谢岁月，感谢先父的坚持，感谢那段非常时期的老师和同学，感谢那些苦难生活的磨练，使我在古稀之年，仍旧保有一份温馨的怀念。

 

口述者简介：谢文天，1936年生。原新加坡中正中学分校学生。

目前是谢福顺（马）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龙溪馆理事会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