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军大检证枪口下的幸存者

 日军大检证枪口下的幸存者

 

谢舜屏口述

    今天的居銮市民没有多少人知道，龙祥广场所在的原南峇足球场，

    曾经是日军大检证的现场。（照片提供：孙福盛）

往事不堪回首！

但是，往事并不如烟。

每当我走过南峇街，路过现在的龙祥广场，也就是当年的南峇球场时，内心总会勾起阵阵伤痛，甚至因此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因为，就是这个地方，差一点就成为我和母亲以及许多亲人的断魂谷。

 

事情已经过去将近70年，午夜梦回，依旧吓出满身汗。

 

那是一段三年零八个月苦难日子的见证。

1941年12月开始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那是我国也是居銮人永难忘怀的苦难日子。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今天的年轻一代只知道在龙祥广场饮酒作乐，又怎么知道他们的祖父母辈差一点就命丧这里。即便是我们这些苦难的过来人，也没有人愿意再提起。

 

然而，为了对历史有个交代，已经活到古稀之龄的今天，我仍想将我九死一生的劫难真相，公诸于世，让以后的研究者得到多一些现场资料。

 

记不清是日军侵占居銮后的哪一年了，只记得我大约是六岁。

有一天早上，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舅舅以及几个兄弟姐妹，仍在南峇山脚下叶陶沙村边的临时栖身所吃早饭，突然闯进一大队日本人，定睛一看，全是凶神恶煞、荷枪实弹日本蝗军，这伙日本蝗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我们这些妇孺老少全部驱赶上车，强拉带赶的把我们集中到南峇球场。

 

当年我只有八岁，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看到大人脸上早已是满布愁云。当我们被载到南峇球场，下了车，立刻被推进球场内，只见那里早已聚集了好几百人，一眼望去，男女老少都有，大家的脸上都充满恐惧，有些人已经吓得没有了表情，人群中还不时传来低声的饮泣。

 

没一会儿，母亲和舅舅似乎弄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至今我仍依稀记得，球场四周满是目无表情的日军，他们把人群团团围着，所有人都被喝令一排排的列队站着。我抬眼四处张望，只见四周都架起了长枪，每支长枪前头都有寒光四射的长刀，看来蝗军是要在这里进行一次大检证或者大屠杀了。

 

事后听大人们说，原来前些日子，森林里的抗日队伍曾向日军发起伏击，造成一些日军伤亡。驻地的日军头头十分震怒，更因此迁怒于村民，认为其中一定藏有支持或者同情抗日军的“不良分子”，要严加惩罚。

 

我记忆犹新，当时父亲并不在家，只剩下母亲、舅舅和几个兄弟姐妹。年纪比我稍大的舅舅一直把我拉到身旁的一个小土墩，示意我静静趴下，试图让我躲过这一劫。能够活命一个就是一个啊！年幼的我，早已害怕得不知所以，只能听天由命，静静地趴着。

 

过了不知多久，好像没听到枪声，人群中也没有人大声喧哗，似乎有什么“奇迹”出现，没有出现母亲和舅舅口中所担心的可怕大屠杀。

 

事后再听大人们回忆说，就在这次大检证和大屠杀可能发生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李国华的华人以及其他几个“有头有脸”的人，通过日军的代理人和翻译，再三的向日军头头保证，在场的妇孺老人全部都是“良民”，没有支持抗日军的分子，球场内的数百人才得以躲过这一劫。

 

回家后方知道，我的父亲谢开元当时也和李国华等人在一起，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妻儿竟然也在大球场里面呢！

 

现在回忆起来，当天上午的那次大集合，大概就是日军在全国各地不时进行的突袭大检证吧！所谓的突袭大检证，就是日本蝗军通过代理人和华人翻译，分批检查和逼供，究竟哪些是支持和同情抗日军的可疑分子，哪些是支持蝗军统治的一等良民，被他们指认是可疑分子的，要不是被当场屠杀，就会被秘密逮捕、受刑逼供，最后不知去向；如果被代理人和翻译确认是属于支持蝗军的居民，就会发出特别的“良民证”。这张“良民证”可是一家大小的护身符，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和工作，免受日本蝗军的逮捕和对付。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三年零八个月里，全马究竟有多少善良的居民被诬赖、诽谤和冤枉，在大检证中被无端逮捕和失踪丧命，至今已无从考证。庆幸我和家人能够从那次大检证和大屠杀的噩梦中幸存下来，但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去永不复返，希望世界从此不再有战争，永远和平。

 

口述者简介：谢舜屏，生于1937年，居銮中华学校前期校友，已故马华居銮区会主席谢开元长女，原国泰酒楼领班，目前已退休。